2020年美国大选投票结束以来，特朗普频繁发推抱怨存在“选举欺诈”，积极转发各路攻击民主党借邮寄选票进行选举舞弊的推文，但相关推文大多被推特等社交平台打上“事实有争议”的警告标签，并被附上了“更多背景知识”的阅读链接。见此情形，特朗普转而批评社交平台“真实核查”功能受自由派媒体控制。
无论特朗普如何借推特攻击对手、标榜自己，即便他至今尚未承认败选，大选的尘埃正逐步落定。综合美媒消息来看：拜登将于近期宣布他的首批内阁人选提名；侧近人士表示，特朗普计划在未来开设一个数字媒体频道，按月收取订阅费用，努力保持政治和媒体影响力；脸书、推特两家社交巨头表示，将于新任总统拜登宣誓就职的当天，将平台总统专属账户“@POTUS”移交拜登。
一、特朗普的推特：被削弱的战场
早在去年年中，推特、脸书等公司便着手备战，确保2020选举公正，纷纷表态将严守中立，通过人工智能、人工审查和与政府执法团队合作等方式，积极防范、打击网络干选。为了“避嫌”，推特更是直接拒绝了所有政治广告的投放。
虽然社交网络一直有自己的社区规则，但对于各国政要，平台还是会另眼相看。新冠疫情爆发以来，推特、脸书两家平台都加大了对虚假疫情信息的打击，但对于总统特朗普围绕疫情的种种打擦边球的“奇谈怪论”以及不靠谱的医疗建议，最初还都是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。
6月，弗洛伊德被警察“跪杀”案发生，与此同时，由于白宫在疫情防控部署不力的情况下强势重启经济，美国疫情在历经4、5两个月的平缓期后再度起飞。彼时，特朗普仍不忘通过社交网络传挑拨纷争，推特、脸书自此调整了对总统的内容审核标准，将部分适用于普通用户的规则加之于总统。
随即，推特给特朗普多条推文打上了“事实有争议”的警告标记，并附上一条“更多背景知识”的阅读链接供用户参考。8月，特朗普竞选团队发布视频称“儿童对新冠病毒几乎免疫”，推特当即停止了该账户的权限，直至竞选团队主动删除了该视频。对于上述“推特新政”，脸书选择跟随，只是脸书对于特朗普帖子的标注更为谨慎、温和，“能放则放”，打标签的比例也远低于推特。
长期以来，作为“推特达人”，特朗普的社交媒体风格是“真真假假”，用插科打诨来“四两拨千斤”，以起到引导舆论、回应和动员基本盘的作用。2020大选季，新冠疫情让线下集会变得困难，特朗普理当更加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社交网络专长，然而，其本人及竞选阵营的推文屡遭“真实性待查”警告标注，导致推文的置信度、传播力、动员力下降，这与其最终的败选之间不无关联。善于社交网络的特朗普手脚被捆缚，反过来有利于不擅社交网络的拜登。
或许是看到了自己的社交话筒被平台调低音量乃至“禁音”，特朗普才发声称要开办自己的媒体频道。
二、未尽的喧嚣：两党的算盘
尽管大选形势日趋明朗，特朗普的“推特之战”日渐衰微，但11月17日，参议院两党议员还是抓住机会，表达了对脸书、推特两家社交巨头的不满。
听证会上，针对特朗普推文被加注警告标识，共和党德州参议员泰德·克鲁兹极质问推特CEO杰克·多西：“你们所提供链接的背景信息说，在美国任何形式的选举欺诈都是极其罕见的。这不是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，而是持有一种有争议的政策立场，这表明你们已经是出版商了。”
克鲁兹认为，若推特坚持中立，就应该提供中立的背景信息。而说美国历史上选举欺诈的概率极低，是在暗示此次选举也不存在欺诈，属于“拉偏架”。他进一步指出，如果平台有自己的立场，就当被视作“出版商”，就应对自己的言论负责，就不能受1996年《通讯规范法》第230条的豁免。
在同一场辩论会上，与泰德·克鲁兹一样不满的，还有民主党人，但双方不满的点完全不同。夏威夷州民主党参议员广野庆子(Mazie Hirono)质问杰克·多西：“推特的警告标注功能远不足以有效表示特朗普总统在撒谎。”
这场听证会是四年来两党围绕社交媒体缠斗的延续。一直以来，以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人认为，社交网络歧视保守主义，“谷歌搜出来的新闻全对特朗普不利”，社交平台成了自由派媒体声音的“放大器”；民主党人则认为，推特、脸书利用美国宽松的互联网立法，规避了对平台内容真实性进行审核把关的应尽职责，“乐于充当右翼言论的回音室”。
应该说，在非紧急情况下，两党围绕持枪权、堕胎正义、气候变化等议题的隔空争辩，尚不足以对线下生活构成实质影响，因为政策调整需立法落实；但在疫情和选举交织的敏感当下，两党的社交网络之战就异常关键，平台的定位此时变得微妙。社交网络在提供服务的同时，控制了与最大多数用户的直接接触渠道，这是传统的代议制民主下议员、政客所不具备的优势：特朗普的推特账户坐拥8700万粉丝，而一名议员哪怕再尽职，终其一生亲自握手的选民数量，也永远达不到这一数字的零头——正因为此，两党都希望平台站在符合本党价值的立场上，这是两党争夺社交网络控制权的逻辑起点，而所谓的平台是否应对平台用户的言论负责，是否考虑撤销230条款，都只是武器。
正因为此，虽然杰克·多西反复表示“我们不想把自己置于宣布大选结果的地位，我们只提供链接（而不做判断），以方便网民获得更多信息”，但这显然既不能让共和党信服，也无法让民主党满意。
三、拜登的立场
自去年7月以来，脸书因涉嫌垄断，面临来自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（FTC）和美国多州检察官的调查。有消息称，FTC本月可能将对脸书提起反垄断诉讼。
一个预测是：拜登任内，世界或许不会见证脸书被分拆。
今年1月，《纽约时报》编辑部与拜登进行了一次“面对面”访谈，在互联网政策方面，拜登直言不讳道，“我从来不是脸书的粉丝，不是扎克伯格的粉丝”，“《纽约时报》不能写明知是错误的东西，但脸书就可以（让类似内容传播）”；“我不担心平台权力的集中，我担心的是隐私问题和他们一旦被诉享有的豁免，230条款应当被撤销”。
这段表态，可以清晰看出拜登对于互联网政策改革的预期，即分拆集中的平台权力不是优先项，但消费者隐私和落实平台内容责任是当务之急。这意味着，拜登任内动用联邦反垄断工具来打击社交平台的概率，要小于推动修正230条款及联邦层面隐私立法的可能性。原因有二：首先，两党在调整230条款和建构联邦隐私保护方面有共识，但在是否应拆分科技巨头方面分歧严重，推动后者难度大；其次，拆分巨头是民主党进步派沃伦等人“政策自留地”，共和党很难从中分一杯羹，拜登所代表的民主党温和派，也不愿让进步派来主导政策议程设定。因此，230条款的适用在未来四年可能被限缩但不会被推翻，而在国会分治的情况下，反垄断依旧很难落地。
如前文所言，虽然华盛顿对硅谷有所保留，但斗争只是为了更好地合作，无论是选举还是执政，都不可能在没有社交网络的环境中进行。正因为此，拜登目前的过渡团队中，既有来自于互联网产业的资深人士，也不乏科技批评人士，如过渡期的总法律顾问杰西卡·赫兹(Jessica Hertz)此前为脸书的董事，2016年以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“剑桥分析”事件的调查，正由她负责对接；再如，曾经为脸书提供游说服务的路易莎·特雷尔（Louisa Terrell）目前负责过渡时期的国会关系；主张拆分脸书的前奥巴马政府官员、美国经济自由计划联合创始人萨拉•米勒(Sarah Miller)也加入拜登过渡团队。
作为资深参议员，拜登一直保有的跨党派合作倾向，这让通过其团队构成去预判其政策走势变得困难。但无疑问的是，一批“加州人”、“硅谷人”入局拜登团队，意味着民主党正在夺回2016年一度失去的重要舆论阵地。
当然，拿回这块阵地，也未必见得能够顺利闯关2024。在前述《纽约时报》编辑部的采访中，关于科技和政治的关系，拜登给出了一段精彩的论述：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后，政府都需要花6至8年甚至一代人的时间，去解决因科技革命而带来的社会不平等问题。
这番表态，足见拜登身上依然烙印着传统民主党人对于“真实平等”的渴求，这与单纯基于身份、议题的左右之争之间存在根本差异。当铁锈带的工厂搬迁到异国，当往日的制造业工人转行去做优步司机，当最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家庭收入中位数30年原地踏步，这或许才是科技革命与社会平等之间的真实互动。调整230条款或高举反垄断大旗，只能带来一时的舆论波动和选票支持变化，而唯有真实的社会改革，才能够夯实选民基础，这恐怕才是拜登科技政策制定的原点。
